“共享员工”半年了东莞企业还想继续……

  近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人社部、民政部、农业农村部等有关部门负责的人介绍了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和农民工就业创业的相关情况。

  据介绍，目前，我国包括“共享员工”在内的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2亿左右，在解决劳动者生计的同时，缓解了城镇就业压力，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

  今年2月，东莞在全国率先推出适用于实体经济企业的官方版“共享员工”互助调剂模式，组建“共享员工”法律服务专员和就业服务专员两支队伍，开发上线“共享员工信息平台”。

  莞版“共享员工”实施至今近半年时间，全市共计750家企业组织对接，累计牵线万人。

  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这个的人说，该举措并非只是暂时性的应对措施，还将成为解决东莞季节性用工难题的长效机制，也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提供了东莞的探索经验。

  此前，东莞市龙运鞋业有限公司、东莞市东圣鞋业有限公司与5名员工，签订了“共享员工”协议书，伍青梅就是这里面之一。

  她原来工作的企业东圣鞋业主营鞋子外贸出口，今年受疫情影响，东圣鞋业订单下滑，出现了员工闲置，在政府帮助下，共有5名员工与另一家鞋厂签订了“共享员工”协议。

  “没来之前肯定多少有些担忧，就觉得那边的工钱会不会少？能否及时发放？现在签订了三方协议，我们不需要过多的担心了，收入跟我原来的公司差不多。”伍青梅说。

  “共享员工”推行以来，很多急需用工的企业找到了厚街人社分局了解政策相关事宜，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这里面一家企业。

  厚街人社分局通过一定的调查发现，辖区内一家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由于受疫情影响，短期内订单减少，存在富余劳动力。

  该分局马上按“共享员工”企业灵活用工指导意见要求，积极协调两家公司进行对接合作。

  双方在厚街人社分局的协助下，就上班时间、工资支付方式、社保和工伤待遇、工作环境等问题做了深入商讨，签署了合作协议。

  王新合原来就是这家运动用品公司的焊工，得知有这个政策后，他第一个报名。4月27日，他换上了一套新的工作服，来到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从事机械组装工作。“这里的领导和同事对我很好，就像对待自家人一样，使我很快适应并融入新环境。”他说。

  无论是借出方、借入方还是劳动者本身，都能够在“共享员工”的模式下获益，实现多方共赢。

  在当前疫情进行防控常态化阶段，东莞“共享员工”模式有助于解决传统劳动关系的弊端，在人力资源供需“冷”“热”两极矛盾中，为待岗员工、停产公司可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提供了东莞的探索经验。

  东莞是在制造业领域探索“共享员工”政策的先行者，也是国内最早推动该政策落地的地市之一。

  事实上，“共享员工”的概念对于2020年的企业家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新名词。

  今年年初，本来按照往年的情况，春节过后正是企业大举招工、为订单奔忙的季节。而疫情的突然而至，让一切发生了变化。

  一些企业不得不停工歇业，面临待岗员工“嗷嗷待哺”的窘境；另一些企业却头疼于即时性人力需求暴增，原有员工无法按时返岗的困难。

  2020年2月2日，阿里旗下的盒马生鲜与餐企云海肴、上海大众开展合作合作，同时解决了餐饮门店员工资源闲置、网约车运力资源多余和生鲜电商人力运力不足的问题。2月7日，苏宁物流推出的“共享员工”计划，将3000余名待业者纳入了计划之中。

  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期，各种规模的企业都面临不同困难，这种新型的用工模式给许多公司能够带来了新的机会。

  今年年初，受疫情影响，东莞很多生产口罩、口罩机、医疗设施等企业急需复工复产，但由于正值春节期间，很多员工无法及时返岗，企业严重“缺工”。

  为支援全国疫情防控，保障全国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总结提炼“错峰用工”和“互联网+”共享经济的基础上，于2020年2月上旬，在全国率先推出适用于实体经济企业的官方版“共享员工”互助调剂模式，创新设立了企业间余缺用工调剂、行业间余缺用工调剂和非全日制余缺用工调剂等3种模式。

  自从东莞推行“共享员工”之后，很多急需用工的企业找到了当地人社部门。横沥的富利凯医疗用品（东莞）有限公司就是这里面一家公司，该企业主要生产一次性使用鼻氧管、一次性使用输氧面罩等医疗产品。疫情期间，订单充沛，急需增加员工。

  横沥人社分局通过一定的调查发现，本镇的黑玫瑰食品有限公司由于受疫情影响，短期内订单减少，存在富余劳动力。横沥人社分局马上按“共享员工”企业灵活用工的指导意见，积极协调两家公司进行对接合作。

  富利凯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与黑玫瑰食品有限公司的“联姻”，是双方在当地人社分局的协助下，双方员工就上班时间、工资支付方式、社保和工伤待遇、工作环境等问题做了深入商讨，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达成合作。

  7月31日，富利凯借调的最后一批“共享员工”达成目标，返回原来的企业，此前在这里工作的“共享员工”最多达107名，在订单激增、职工无法及时返岗的情况下，此举为持续生产提供了人力保障。

  像富利凯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与黑玫瑰食品有限公司类似的“联姻”，过去半年在东莞多个镇街频繁出现，有些镇街还探索出台针对“共享员工”的补贴政策。

  今年5月，厚街率先在全市出台了《“共享员工”员工工作补贴办法》，对参与的非技术岗位员工，按上岗时间每人每日补助30元，每月补助上限500元；对技术类岗位员工，每人每日补助50元，每月补助上限800元。在三方协议有效期内，每人最多一次性补助三个月。

  在政策出台前，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梅华山组织相关负责人开会，商讨了相关的法律问题，并为企业拟订员工三方借用协议。他从劳动关系、工资关系、社保关系等各种有可能发生劳动争议的角度进行了全面预判，也最大限度地考虑了企业在“共享”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民事和经济纠纷，从而起草了员工借用三方协议的范本，供企业和员工参考使用。

  梅华山把东莞的“共享员工”政策概括为“3+2+1”：3种模式，包括企业间用工互助调剂、行业间用工调剂、非全日制兼职用工调剂；2个服务专员，全市各分局都分别配备一个就业服务专员和一个法律服务专员；1个平台为“共享员工信息平台”。

  其中，企业间用工互助调剂模式主要是针对非技术类岗位用工短缺，行业间用工调剂模式则主要是针对技术类岗位用工短缺。这两种模式中，借用企业作为该段时间的暂时实际公司，只承担和代发借用员工借用期间的工资，被借用员工的劳动关系、社会保险关系仍保留在原企业。疫情结束后，被借用员工原则上应返回原来的企业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

  对于业务量较少的已复工企业，与已复工的缺工企业之间，可采用非全日制兼职用工调剂模式。员工工资由两个企业各自发放，兼职员工与原企业保留传统劳动关系和社保关系，与借用企业建立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关系和参加工伤保险。原公司制作完全回到正常状态后，兼职员工原则上应返回原企业依法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

  值得一提的是，从今年2月实施“共享员工”互助调剂模式以来，没发生过一起因此而导致的纠纷争议。

  “从借用‘共享员工’起，基本上没有碰到太大问题，如果碰到医疗意外事故等情况，协议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都约定得很清楚，依照协议处理就可以了。”她说。

  “做成一单‘共享员工’，就等于减少了一个因为疫情裁员或停工停产引发的集体劳动争议的隐患。”梅华山认为，这对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而言非常重要。

  新的政策推行后，东莞人社局有关部门根据企业的反馈与需求改进完善服务措施，在全市33个镇街（园区）人社分局建立“就业服务专员”和“法律服务专员”双专员服务制度，并向社会公布联络电话。

  “就业服务专员”负责摸清富余劳动力存量，以及企业用工缺口情况，实现动态匹配，发挥牵线搭桥的“红娘”作用；“法律服务专员”及时跟进有关规定法律问题，指导三方签订《人员借用三方协议》，做好后续的劳动关系法律咨询服务。

  在“共享员工”政策推行的开始阶段，供需双方企业互不认识，无法得知对方需求，东莞人社局打造了线上“共享员工信息平台”，以解决岗位精准匹配的问题。

  该公益性信息平台最重要的包含咨询解答、用工需求、用工供应、信息发布以及服务专员5个服务模块，为“缺工”“缺单”企业及时、免费提供人力资源信息，通过信息化比对实现“共享员工”动态匹配、减少企业成本，提高匹配成功率。

  “共享员工”顺利推进的背后，有着东莞人社部门、税务部门和企业三方的共同努力，各部门、企业之间的合力正在形成。

  “我们通过税收大数据及时了解到龙运鞋业的用工需求问题，并联合人社部门对该企业走访问需、摸清企业实际经营和用工诉求，及时向企业推送‘共享员工’信息。”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厚街税务分局二级主办万卫红说。

  龙运鞋业行政经理廖建宗和记者说，此次签约的5名“共享员工”因为本身就在鞋厂工作，都是熟练技术的工人，只要叮嘱好上岗前的相关需要注意的几点，一上来就能直接上岗工作。

  据悉，东莞税务部门的服务专员还将对双方公司进行持续跟踪服务，对企业在该新模式下可能涉及个人所得税核算申报、企业所得税核算申报、社保缴纳等问题做多元化的分析梳理、解答政策疑点难点，帮助双方企业顺畅“共享资源”、避免“重复成本”，帮企业稳生产保就业。

  有观点认为，“共享员工”只是特殊时期的产物，从长久来看，虽疫情缓解，大面积的跨界“共享员工”难以成为经济常态。

  但在梅华山看来，对东莞而言，“共享员工”的推出并不仅是针对疫情的临时性措施，长远来说还有望助力解决企业的季节性用工问题。

  一直以来，东莞是一座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部分企业受生产季节性影响非常大，在生产淡季会出现“缺单”现象，甚至“停工待料”的情况，员工出现暂时性富余。

  企业盈利减少，但依法仍要负担员工的基本工资、生活费、五险一金等，人力资源成本负担较重。在此期间，待岗员工的工资收入也会锐减，影响生活质量。

  这些季节性用工问题，长期困扰着企业和劳动者，而“共享员工”或会成为一个破局之策。

  明安运动器材（东莞）有限公司的招聘主管沈金珊和记者说，他们公司一直存在季节性用工的问题，在淡季时会有员工富余，此前与当地一家毛绒玩具生产企业沟通过，但是多年来没办法取得共识。

  “‘共享员工’政策的推出，理清了双方合作的法律问题，今年3月，我们向对方借出了约250名员工。”沈金珊说，这是一个多方都能得益的政策，体现了东莞在帮企业灵活用工方面的进取。

  梅华山认为，能够促成明安公司与这家玩具企业的合作，其意义比疫情期间临时借调的案例要更有意义，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共享员工”可以常态化地开展，这对于促进东莞劳资和谐有重要意义。

  “很多企业在淡季出现订单锐减，在停工停产、收入减少的情况下，还需要负担如此重的人力资源成本，对企业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另外，员工的收入减少也埋下了劳资纠纷的隐患。”他说。

  对于季节性用工特点明显的企业，除了用工成本与劳资纠纷方面的问题外，企业在生产经营上也面临困境。

  “企业员工多数是熟手技工，如果采取裁员措施，等旺季时再重新招人，企业不一定可以招到合适员工，况且新人还需要花时间、精力和财力去培训。”梅华山说，“共享员工”为企业和行业间实现灵活用工探索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具有长远实践和理论探索价值。

  “共享员工”的概念基于原有的“应急工作”（Contingent Jobs）概念，即临时和维持的时间短的工作。

  “应急工作”的出现，使得劳动力在不同的组织和岗位间流动，根据个体劳动力的特长和企业要求，实现短效的雇佣模式。对个体劳动力来说，更加弹性的工作时长和契约模式能让其更加有效地安排职业上的检验和学习，但工作的稳定性也同时降低。

  对企业来说，临时工的雇佣模式可以令公司的组织形式更加开放，发展灵活性更好，但也存在需求无法匹配的隐患。

  有学者研究指出，大部分的“共享”行为，都在同行业组织中产生，跨行业的比例并不高。同时，员工和雇主之间的契约关系短效且脆弱，雇主更多将雇员视为兼职员工，大部分雇员对工作的组织并不拥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虽然“共享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广泛开展，但“共享员工”这种主要以跨行业短期人力输出的合作用工方式，在“共享”的广度和深入上都更进一层。

  年初至今，深圳、东莞、中山、合肥、杭州、青岛等城市均在疫情期间针对制造业推出“共享员工”政策，大力扶持“共享员工”，甚至专门出台细则为“共享员工”提供顶岗补贴，东莞是官方推动这类政策的首“吃螃蟹者”。

  在今年2月中旬，东莞推出官方版的“共享员工”政策后，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司琪表示，莞版“共享员工”是东莞借力制造业产业链发达优势，破解企业用工短缺问题的重要探索，也是东莞携手企业抗疫、提振企业士气的新举措。

  疫情是东莞推动“共享员工”政策的催化剂，但不是最根本的原因，问题的核心依然是解决制造业企业的常态化用工问题。

  对于东莞这座制造业大市而言，探索创新“共享员工”模式，一方面，有利于充分挖掘企业人力资源的潜力，实现人力资源高效配置和人力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能解决季节性、临时性缺工问题，保障企业正常生产。

  在现有法律和制度框架下，“共享员工”为企业间、行业间实现灵活用工探索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对于东莞的制造业企业解决季节性用工问题的意义不言而喻。

  “共享员工”对于很多企业来说还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概念，企业对有关规定法律和政策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掌握，对这样一种合作模式和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接受还需要一个过程，政府层面上也要进一步的推广。

  与此同时，这一新政策也为公司能够带来了新的劳务法律问题，如不一样的行业的结算方式的差异、员工的接受程度、行业工种保密规定的要求等问题，对企业来说都是新的挑战。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东莞基于本市特点所推出的“共享员工”政策，无疑对制造业探索灵活用工新路径有着积极意义。